互联网思维与父亲的“自救”

　

原标题：父亲的 66 号公路

2008 年初，我们家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——我爸的食品厂和纸皮厂倒闭了。此时，一场中小企业破产潮正横扫珠三角。

我家位于广东西南的一个县城。从清末开始这里的人们就大量飘洋逃荒，我的爷爷也因此葬身于菲律宾。缺财少丁、海外关系加上历次运动的洗礼，造就了谨小慎微的集体性格，典型代表就是那勤勉低调的小商人群体。

如今，我们这个小商人之家再也无计可施，数百万的银行贷款如泰山压顶，抹去任何一丝希望。当年我爸已经 58 岁，基本失去了东山再起的世俗筹码(褚时健此时还没红)。

春节过后，我爸遣散工人，在机床破落、杂物满地的车间里， 100 多号淳朴勤劳的新市民逐一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老板道别。人们握手，鞠躬，拥抱，哭泣，缅怀岁月，也相互祝福前程。过去 20 年间，像中国无数的草根家庭，他们寄身于从作坊到车间的小微经济体，用力吮吸中国经济改革链条末端那微薄不堪的红利。

如今，最后一点甘霖也干涸了。昔日麻利的手脚被年华所累，他们越来越失去竞争力。除去部分幸运的进入大厂，老工人则多数沦为钟点工、保姆或无牌小菜贩。若在街头偶遇，无论家里缺不缺粮，我爸总争先光顾，昔日主雇不寒而栗地挑着好话说，成全相互仅存的颜面。

我们所谓的“家”，其实也是生意人凑合的产物，一个建在厂房顶层的砖混加铁皮的简易建筑，冬冷夏热。破产后的阿谁夏天，台风也跟着来施虐，刮跑了我家的屋顶。我爸后脚刚冲出门外，房子轰的就塌了。

第二天我从外地赶回来，看着我爸蹲在碎石和玻璃渣中一件件地淘着东西，捞出一件就端详半天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”我们收拾了整整一个星期，累了，我就躺在阳台半湿的书堆上，我爸则坐一把木椅，两人一边看着久违的晚霞落日，一边商量着生计前程。

“还是(把厂房)卖掉还债吧，大不了再来。”我这样劝我爸。而他总是迟疑，话也越来越少，每天起来就戴着老花镜按计算器，要不就背着阳光枯坐。阿谁几乎无家可归的夏天结束后，他颁布颁发：“不卖。”

所有人都相当不理解。

我爸是一个商人，连对待命运也像一场漫长的买卖。他从小教我的处世哲学是：永远不要忘记你的目标，为了它过程和身段都可以妥协。这和我后来认识的很多人相当纷歧样，他们大多将生命耗在无谓的沿途枝节。

在过去 30 多年时间里，这个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一点一滴建立了他的事业，就连命运夺走我的母亲也未能将其打倒。他越战越勇，终于在 2002 年前后到达了个人事业的顶峰，拥有了 24 小时轰鸣的生产线和 300 多位工人，还到香港等地开了分公司。

后来一位叔叔和我说，我爸主要是舍不得，厂子是他们夫妻俩打下的基业，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我很内疚，更觉难过，想起了杰克·伦敦笔下的老拳手，摇摇晃晃地拉开双拳，只为那块代表着尊严的牛排。

父亲就像杰克·伦敦笔下的老拳手

那就一起最后一搏吧。我当时还是一名记者，生活过得一团糟，接连提了很多生搬硬套的馊主意。我爸打量着眼前这个猴急而无用的“猪队友”，淡淡地说：“先找到你的客户。”

既然不卖，物业出租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。我爸先试验性地改造了一批廉租房，效果一般，溢价少且严重依赖中介，一个月下来连银行利息都还不起。

我寄过几次微薄的薪水以表支持，但总有滴水入海之感，我似乎下意识地在等靴子落地。直至某次长假回家，我才发现灰心从未在这里生长。这里大变了模样，昔日的车间被改造成一间间精心设计过的、极度尺度化的短租公寓，格局一样，家具一样——折了桌腿到隔壁掰一根就能接上的那种。

我爸站在我面前，穿着拖鞋汗衫，一手账本，一手计算器，显然已成功从一个食品商人转型为“包租公”(可自行脑补下周星驰电影)。我警觉地问：“钱哪来的?”我爸说：“再贷呗。”

这意味着，他已成功将家庭赤字推至历史最高峰。我很愤怒，在回去的路上，坐在那辆仅因为太破而没卖出去的老雅阁里，我把头扭向窗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