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高考不再是唯一出路时，可能是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

市场经济改革之前，阶层上升通道主要依靠高考，当高考不再是唯一出路时，创业是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。

来源 | 腾讯大家、华商韬略，快刀三侠略有改动

文  | 左志坚 迟玉德 

六月的七、八号，这两天既不是传统佳节也并非什么历史纪念日，但是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，却是个十分特殊的日子。在中国现有升学制度下，高考似乎或多或少与个人甚至家庭命运绑缚在一起。

但陪同时代的发展，种种现象似乎表白，高考促进社会成员的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了，高层次的教育并纷歧定带来好的收入和职业地位。“高考改变命运”的标语不再像过去那么令人信服。

某报曾在几年前致高考结业生中写道：“从书本走向社会，从记诵教条走向活色生香的现实，你不妨事多问几次：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?为什么?根源在哪里?多问为什么，这即是人格独立的起点与途径。”

他们虽然被名校拒之门外，但是没有放弃倾听时代的脉搏，所以在计算机、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等行业崛起的时候，先于他人找到机会。程维、王兴和张一鸣，这三位年轻人创办的滴滴、美团、今日头条，恰恰是这拨移动互联网热潮中最大的三个赢家。

我一直有一个不雅观点，即创业是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。这一不雅观点也为数据所证实。

按照最新的海银财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《中国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白皮书》的调研，目前国内个人可投资资产 1 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超 100 万人，全国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 112 万亿元人民币。这其中，企业主占了一大半。

其他高净值人口包孕，投资者(房产、股票)、企业金领。但社会阶层不但考虑财富规模，还要看社会资源和社会声望，考虑到这两个因素，创业几乎成了逆袭的唯一通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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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 年、 1992 年、 2001 年

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前，国人的阶层上升通道和传统社会差不久不多，主要是依靠高考。

自隋炀帝在大业三年( 607 年)，开科取士，到光绪三十一年( 1905 年)拔除科举，千百年来，底层社会与帝国庙堂之间，始终有着读书这样一个上升阶梯，对于维护社会不变，保证社会活力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
1905 年拔除科举之后仅 6 年，满清即宣告瓦解，史家历来有一不雅观点，认为光绪拔除了青年精英的“中国梦”，将士子与士绅推向了革命，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衰竭。

辛亥之后，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就说过，“如果科举不废，谁还来革命!” 事实上只要社会还给精英留有出路，根据正常的人性来计算，没有人会愿意去做刀口舔血的革命生意。

此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下饱经沧桑，一直到 1977 年邓小平 20 分钟内决定恢复高考，此后数十年间，社会活力有目共睹，无数底层青年有了翻身的机会。

如今福布斯富豪榜中的财富精英，如王健林、许家印之辈，都是在 1978 年参加高考，完成了人生的关键一跃，如今长期盘踞于各类富豪榜的前十。

1992 年，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，更是开放了自由竞争的空间，在传统仕途之外，给与青年精英一条高耸入云的上升阶梯。

这个时期的创业热潮，丝毫不亚于今天，高级公务员下海者触目皆是，统计说 1992 年辞官下海者凡 12 万人，社会价值不雅观是“最优秀的人应该从商”。以致现在企业家群落中，有“ 92 派”之谓，一大批政治精英在上升空间受挫之后，在商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。

而在民间，则有浙江草根商人自成一脉，偏安于京师千里之外，上承数千年民间商帮基因，下接经济改革带来的消费红利，很快在消费品、轻工、外贸领域占据潮头，以宗庆后为代表的这脉商人，纯粹以草根起家至今依然是各类富豪榜的主力。

2001 年则是又一个新的分水岭。两件大事决定了财富的流向，以及今天各路精英的命运。

其一是中国入世，经济腾飞;其二是互联网开始流行。

一方面，入世带来的经济效应让上一波完成原始积累的富豪，财富飞速增值，而在这个食物链的下游，也有无数国人尝到了财富自由的滋味。

另一方面，互联网造就了张朝阳、丁磊这些新贵，互联网开始发芽，并逐渐侵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马云、马化腾、李彦宏们随后发作，BAT霸业初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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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 年、 2012 年

事情在 2008 年之后起了很大的变革，无数的屌丝青年突然发现，逆袭越来越难。

这一年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一个拐点，整个经济领域都缺乏新引擎。

民间经济的活力开始下降，外企和小型民企日子越过越紧，风光不再。

我身边的社会精英，则在房贷、教育、医疗这三座大山的压力之下，结结实实感受到生活之重。

更要命的是，职场上留给刚结业小鲜肉的机会也越来越少，原因也很简单，起点已经明显不再公平。